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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日报|王伯群故居: 悠悠岁月里的如烟往事

  吴照恩先生第一次去护国路“王校长私邸”,是在一九四三年暑期。那是大夏大学由沪迁黔的第六个年头,大夏大学附属中学全体教职工受大夏大学王伯群校长之邀,前赴家宴。时任大夏附中部主任的吴照恩自然在列。  

  吴照恩先生第一次去护国路“王校长私邸”,是在一九四三年暑期。那是大夏大学由沪迁黔的第六个年头,大夏大学附属中学全体教职工受大夏大学王伯群校长之邀,前赴家宴。时任大夏附中部主任的吴照恩自然在列。

  二零一四年,私立大夏大学成立九十周年。这年国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史党史办主任、档案馆馆长汤涛先生踏上了赴黔“寻找王伯群校长”之路。

四十年后的一九八三年元月十八日,吴照恩收到王校长夫人保志宁女士寄自美国的委托书,委托书写道:“兹委托先父伯群同乡,原大夏大学校友,现为退休教师吴照恩先生为本人主权代表人,如有联系事宜,请径通知吴本人。”随委托书一道寄达的,还有一份保志宁女士写给贵州省委统战部的“申请书”,请求政府按政策归还王伯群在贵阳护国路原门牌号135号自建住房。

  此行筹划已久。三年前华东师大在庆祝六十周年华诞之际追根溯源,启动了其前身之一的大夏大学校史编纂工作。三年后,该校档案馆一口气推出了《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下辑)、《大夏大学:90年90人》和《大夏文萃》三巨册大夏大学系列图书,从历史、人物、文化三个层面立体梳理大夏的精神遗产。

  这一年,吴照恩成为王校长夫人保志宁女士的在黔代理人,代向政府申请发还“王校长私邸”。两年半后的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省政府正式发还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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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贵州省政府发还华侨房产第一家。”在一篇写于一九九一年二月的备忘录中,吴照恩先生如是写道。一九九九年元月十四日,保志宁女士在纽约长岛家中逝世;同年年底,“王校长私邸”成为我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王伯群故居”(“贵阳王伯群旧居”)。

 在筑期间大夏大学总办公处   在贵阳期间的大夏大学校门
改革开放后,大夏贵州校友会创办的贵阳大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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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档案挖掘和校史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现象:迄今为止,对大夏大学尤其是对王伯群校长,鲜有人作过系统、完整的研究。”汤涛和他的团队,在“深觉不公”之余启动《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一书的编纂工作。王伯群先生,前半生于政治、经济多有建树,后半生投身教育,其创办和主持的大夏大学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称。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编《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书封。

在黔期间,汤涛一行循着王伯群校长的生活和工作足迹,赴兴义拜谒他出生时的老屋,走访其青少年时期就读的笔山书院,在贵阳追寻他所治理的大夏大学的旧址。其中,贵州大学校园内有一条大夏路,贵州师范大学档案馆里存放着一批“私立大夏大学档案”,贵阳一中校史中有“大夏大学附属中学(伯群中学)”身影——省内当下最好的大学、高中,都与抗战西迁入黔的大夏大学有着浓得化不开的血脉渊源。

王伯群先生的同乡门生

大夏大学差点成为贵州大学的前身

今年九月十日教师节,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通过微博微信,公开寻找学校前身——大夏大学的创办者、主持者之一王伯群校长的后人,并邀请出席十月校庆时《王伯群与大夏大学》的新书首发式。

私立大夏大学成为历史,是1951年的事。那年夏天,以大夏、光华两所私立大学为基础,在大夏大学校址上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东门右转,有一条“大夏路”,这提示我们,早在1930年8月,大夏大学的三百亩校园即坐落于此。

不久,王伯群校长的贵州家乡人、大夏大学贵阳附中校长吴照恩之子吴尚志还主动捐赠老照片等。并带着珍贵的图文资料,赶赴上海参加新书首发式。

而早在1942年2月,大夏大学则差点成为“国立贵州大学”的前身。“事情的起因,源于大夏方面自先提案,申请改‘私立’为‘国立’。”贵州理工学院历史系教师谢晓博说。两年前,他以一篇名为《迁黔大夏大学研究》的硕士论文,填补了“大夏大学内迁研究”的学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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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私立”为“国立”的原因,谢晓博的看法是,入黔后大夏大学的资金周转渐成问题,王伯群校长甚至为学校筹款主动“折腰”献字。为了大夏的生存,紧要办法就是改私立为国立,由教育部承担学校经费。

吴照恩先生之子吴尚志近影。 郑文丰 摄

大夏校方于1940年6月14日提交给教育部的一份请示,更进一步说明了理由。这篇名为《关于准许大夏贵阳部分改为国立的请示》提到,大夏入黔后,学费收入锐减,物价飞涨,开支日增。不少教授离校他就,因待遇无法如国立大学一样增加,而国立大学又重金邀约;不少学生辍学或转学公立大学,因公立大学办学经费和奖学金均多的缘故。

“王伯群先生是先父的老师,我的太老师。”吴尚志先生说。12月2日,他在乌当的家中接待了来访的本报记者。吴家客厅四周悬挂书画,最为醒目的是杨德政先生撰、何龙昌先生书的一则横幅,书曰:“斩荆种瓜又种豆,正乱离时候。为孺子当牛,卌载(即“四十载”——编者注)如斯,奋蹄仍依旧。春来冬去耕耘久,蕴出重重秀。喜黍稷盈畴蔽野华,实换取清风袖。”题款为“大夏中学、伯群中学校友会赠”。

文中提到,大夏早已于1939年1月已经申请改国立一事。但几次申请,换得的都是“缓议”的答复。1942年,私立复旦大学成功改为“国立”,大夏校方以此为契机再度提交申请。“当年2月,教育部既不尊重大夏请求保存校名的意见,也不征求捐资创办人的同意,突然决定将大夏与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贵州大学。并内定教育部秘书主任张廷休为校长。”王伯群秘书王守文在《抗战时期的大夏大学》一文中回忆说。就国立贵大第一任校长的人选,时任大夏大学秘书长兼教育学院院长王裕凯在《抗战中的大夏大学》中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大夏奉命改名时,教育部当聘王伯群先生为第一任国立贵州大学校长。”

吴尚志先生介绍说,此横幅写于一九八五年中秋,纪念先父七十五岁寿辰,撰文者杨德政先生大夏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任贵州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党组书记,何龙昌先生则系本土著名书法家。“这一年,先父有二喜:一喜是,在黔的部分大夏校友(包括大学部、中学部)发起成立大夏贵州校友会,大夏校友们重拾‘教育梦’,办起了云岩区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父亲得以重返讲坛;二喜是,父亲代保志宁女士领回王伯群先生在筑所属房产。”吴尚志说,尤其是后者,是父亲晚年最为高兴的一件事,以为可以报答王校长生前的知遇之恩了。

“消息传出,大夏师生群起抗议,请求保持原有校名。两个月内,大夏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最严重时,宪兵包围了大夏校园,与护校游行的师生针锋相对。”谢晓博说。危急时刻,王伯群向全校承诺:“若不收回成命,就延长开课时间,把学校迁往桂林或柳州复课。”事件暂时得以平复。

一九四零年夏,吴照恩先生刚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毕业,即被通知前往校长办公室,说校长有事交代。受校长邀见,于吴先生而言是生平第一次。按照他的话说,这是他首次与孩童时代便知道的传奇人物接触,“伯群校长的家庭,是我们兴义的望族,门庭显赫。我在孩提时代,就听长辈们谈过他和他的胞弟王电轮将军护国护法的事迹。”

随即,王伯群发表谈话,反对改名,且视出任国立贵大校长一职为“卖校求荣”,拒绝领命。“在校长多次与教育部交涉以及大夏师生的群情反对下,教育部在两个月后收回成命,大夏保住了它光荣的名称和实体,并在抗战胜利后回迁沪上。”时任大夏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大夏附中”)主任的吴照恩先生说。

从校长室出来,普通人家放牛娃出身的吴照恩得到了一个职务:大夏大学附属中学训导主任。直到去世,吴先生都不知道校长为何一开始就委以他行政管理的重任,成为一生的谜。“这是先父一生的谜。他曾猜测,可能是王校长看过他的履历,知道他曾在平刚先生创办的乐群学校工作过,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工作业绩。”吴尚志说。值得一提的是,平刚与王伯群同为同盟会元老,同样崇奉“教育救国”理念。平刚创办的乐群学校,是贵阳创立最早的私立学校,学校分小学部和中学部。吴照恩于一九三四年出任乐群小学校长一职,并在短时间内将乐群打造成与正谊、达德、志道等名校并列的政府甲级补助学校,深受平刚先生认可。

与此同时,1942年5月,行政院决议在国立贵州农工学院的基础上,增设文理、法商两个学院,成立当时中国的第21所国立综合大学——国立贵州大学。

到大夏后,吴照恩先任训导主任,继任教务主任,最后任附中部主任,期间与王校长接触的机会也多起来。在一篇《在伯群校长身边的岁月》的未刊稿中,吴先生还记叙了“王校长为了解决附中部永久校址的问题,约我一起骑马(校长喂有两匹马)寻找校址”的事。

大夏大学虽然未并入国立贵州大学,但现在的贵大北校区子弟学校后面仍有一条“大夏路”。“因为大夏大学在入黔之初,便在花溪勘察了两千亩地作为永久校址,至1944年秋,大夏花溪校舍第一期完工。但由于当年黔南事变爆发,大夏前往赤水办学,其两千亩土地中的一部分,就成了现今贵大花溪北校区的组成部分。”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研究馆员罗应梅说。基于此,一条“大夏路”是对昔日大夏大学的纪念。

一九四四年八月,王伯群校长胃病突发、吐血数次,吴照恩陪同前往湘雅医学院看病,由医学院张孝骞院长亲自检查。“张院长私下告知我说:‘校长十二指肠溃疡,已较严重,你们要劝他多休息少操劳。否则前景堪忧。’”不久“黔南事变”,贵州省政府下令疏散,大夏大学大学部决定迁往赤水,搬迁费用不菲,王校长则计划前往重庆筹款。

糖果派对网站网址,贵师大是大夏教育精神在黔地的继承者

吴照恩得知后,婉言劝阻王校长此行,说紧急时可暂避花溪乡下,或者回兴义,“他听完后没说话,似乎在考虑。”次日再见,说还是决定去重庆,理由是经费匮乏,学校到赤水后连教师的工资都成问题,“我不去筹怎么行呢?”

大夏大学在改名风波中免于倾覆,但在谢晓博看来,大夏此前经历过的一场“割肉之痛”,使其无法再匹配“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殊荣。

临走前,吴照恩前去送行。后来,他记下了这一刻:“王校长正在指挥人搬东西,没同我多谈。最后走到衣架边取下一件呢大衣,让我拿去穿,怎么推让都不行。我接过大衣,木呆呆地站着,一直看着他上车。那是一部旧车,车子开动了,他回头看了看我,没有说话。”

谢晓博解释说,大夏大学是因其优秀的教育学院,而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首先,大夏大学于1924年初创,即有教育科之设,学校创始人欧元怀、王毓祥、鲁继曾等均为大名鼎鼎的教育学家。“这在当时可说是超时代的。”谢晓博说,据民国元年十月教育部所颁布的大学令,“凡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等七科”,没有规定教育科的设立,“大夏因率先设置教育科而名声鹊起,教育科也因此在大夏炙手可热。”

一周后,吴照恩知道了王校长在重庆逝世的消息。

迁黔之前,由教育科升格的教育学院是大夏规模最大的学院,共培养出425名教育学人才,另附设有两年制师范专修科,共训练了994名师资力量。来黔以后的大夏教院依然有声有色,一批暂避西南的著名教育学者纷涌云集,如“生产教育专家邰爽秋,教育心理学家艾伟,教育行政专家郑通和,社会教育专家马宗荣,职业教育专家曾慎等,当年提起来,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不但著作等身,且均任过教育行政首长或在其他大学担任过教授”,教育学院毕业生更遍布于贵州各地方中小学校、各级教育机关。

保志宁女士在黔代理人

“可以说,声名显赫的教育学院乃私立大夏首屈一指之王牌。”谢晓博论断说。

王伯群校长去世后,吴照恩与王家的联系就此中断,直到一九八一年初。当时,任职于重庆供电局的吴尚志,在《重庆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王伯群墓前翠竹缭绕,祭扫勿忘告海外亲人”。“我当即与报社联系,了解相关情况。报社提供了何应相女士(何应钦胞妹)的住址。”吴尚志当即前往拜访,得知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在美国纽约定居,但具体住址不详。

然而在1941年,教育部令大夏大学停办教育学院。1941年10月15日出刊的《大夏周报》对大夏大学此次院系调整有详细记载:“本校黔部前奉令,教育学院自三十年度(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编者注)起停办,法商学院合并,理学院土木工程系裁撤。教育部对调整所涉院系学生之处置,亦有明令指示如下:教育学系学生分发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社教系学生分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职教系学生分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土木系学生分发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数月后,吴尚志接到何女士通知,“说王伯群夫人正在重庆,让我前去会见。”第一次和太师母见面,吴尚志迄今记忆犹新:“太师母问了很多人和事,但我都不知道。特别是贵阳护国路房产的情况,我更是弄不清楚。临行前,夫人留下自己在纽约长岛的地址,请我父亲给她写信。”

至此,历史悠久的大夏教育学院宣告终结。“导致如此结果的,有个历史大背景和现实小背景。”谢晓博指的“大背景”,是1938年教育部出台的《师范学院规程》,《规程》规定:“各公私立大学教育院系均奉部令停止招收新生,原有设备及学生或改组为师范学院,或予裁撤,或分年停闭,自后即不再核准私立大学附设教育院系。”

“这是解放以后卅多年来,我们首次与王家重获联系。”吴尚志感慨地说。

对《规程》,时任大夏大学副校长的欧元怀教授日后在《西迁·复员·校庆》的回忆文中的评论是,政府试图垄断师资和教育思想,从而间接统治青年与儿童的思想。

在通信中,保志宁女士委托吴照恩先生打听王伯群先生在贵阳护国路和正谊路房产的事情。“父亲在贵阳有关部门咨询,了解到华侨在国内的房产受保护的政策;又得知王府的房产解放后属于代管,可以申请发还。父亲随即写信告知。一九八三年元月,父亲收到王夫人的委托书,正式委托他作为主权代理人,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发还在筑房产。”吴尚志回忆说。

至于“现实的小背景”,谢晓博指的是教育部为改变贵州师资力量薄弱之状况,决定筹设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通常新兴师范学院,需四年栽培方有人才成果,但因国民政府决心迫切,特办之下的大夏教育学院只能服从国家意志,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四个年级之学生全数并入新校,国立贵阳师院一经创办即得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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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博说,大夏没有教育学院的支撑,这在经济萧肃背景下无异釜底抽薪,从此大夏一蹶不振。但他又认为,若以大夏牺牲教育学院来振兴贵州教育的观点来论,教育学院可视作大夏赠予黔省最珍贵的礼物,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便是大夏教育精神在黔地的继承者。

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与吴照恩先生交谈。 吴尚志先生提供

值得一提的是,国立贵阳师院成立后,院址仅有10亩规模,且租借文化路院舍当校舍,远不堪用。首任院长王克仁写信给王伯群校长,请求租借大夏花溪校舍并临时搭建厨房、厕所,王伯群回信同意,理由是“贵阳师院培植地方师资,发展国家教育,与本校所负使命并无二致”;此后,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后,大夏在筑之全部校舍全部划归该院为正式院址,即南明河畔讲武堂旧址。

接到申请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行动。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取证,核实王伯群先生房产无疑。“最后,经大夏校友冯济泉先生引见,父亲得以亲自向王朝文省长汇报有关情况,面呈委托代理人的代申请书,获得王省长批示。”吴尚志接着说,省公房管理处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下文,将王伯群先生护国路及正谊路房产发还王伯群夫人,公文号为省政府办公厅(85)黔府办函86号。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于1950年改名为贵阳师范学院,再于1985年更名为现贵州师范大学。在黔“寻找王伯群校长”期间,汤涛先生在贵师大档案馆姜萍馆长的带领下,参观考察校史馆,了解了这段曲折的变迁史。参观完毕,他也认为:“大夏直接遗留下来的学科遗产,在贵州师大得到见证。”

吴照恩先生收到文件后,即将复印件寄呈保志宁女士。当年七月二十八日,保志宁女士携与其弟保祥宁先生同返贵阳,吴尚志和大夏校友及黔西南州乡亲前往接机。“夫人下榻在云岩宾馆,稍事休息后即提出要去看故居。”吴尚志说他那时特别能理解一位老人,在阔别故居四十年后,想立即看一看的心情。

世人皆知王伯群为大夏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在大夏附中主任吴照恩先生眼中,王校长同样重视中等教育。吴照恩之子吴尚志先生记得,父亲生前提过很多次,说王校长说了,“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各方面都需要人才。大学部造就的是高级人才,附中部应该培养中级技术人才,故要设法开办职业班。增设工科、商科、幼儿师范及艺术科等科,培养中级人才以应国家急需。”

王夫人走后,吴照恩先生持政府文件到贵阳市房管局,市房管局办公室以(85)市房管字第171号通知下达产权监理处,换发了私房产权证;最后根据产权监理处的通知到土地局办理了土地使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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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王伯群故居产权收回全部落实。

伯群中学校长吴照恩先生在伯群中学留影

王伯群故居经过两次维修

大夏附中创建于1938年6月,离大夏大学内迁贵阳仅半年的时间。当时因避日机轰炸,贵阳城内各中学都疏散在乡下,尚未迁回。此时的大夏附中成为城内唯一一所中学,故而在招生时报考的学生非常踊跃,生源极好;加之授课老师都是大学部的教授、讲师以及大学部毕业生,教学质量高,大夏附中很快在贵阳声誉鹊起。

产权收回之日起五年多的时间,吴照恩先生在政府的支持下,解决王伯群故居内占用户善后事宜。一九九零年三月,故居完全腾空后,于当月二十六日开始维修工作。

“大夏附中的两大作用很快就体现出来了,一为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及师专毕业生提供实习园地,二为大夏大学输送生源。”吴尚志说。

吴照恩先生担任王伯群故居主体建筑圆顶房的监工,期间,他记有完整的《监修圆顶房工作日记》。

83岁高龄的文史专家彭鸿书先生,于1944年乐群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大夏附中。“当时的大夏附中设在讲武堂,靠着大学部。读了半个学期,大夏附中改名为大夏中学了,校址搬到上合群路一带的乐群小学;又读了一年,大夏中学改名伯群中学,校址也搬到了中央大学附中(在水口寺马鞍山,今贵州省团校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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