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庭报:唐朝的充公及其反腐的古今之别

在抄没的谕旨发布后,皇帝一般会特派执行查抄任务的钦差执行,钦差和地方官员会奏报查抄经过,并出示详细无遗的财产清单以及处置结果。钦差在抄没时颇有掘地三尺的“决心”,毕竟这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差事:在空间上

在抄没的谕旨发布后,皇帝一般会特派执行查抄任务的钦差执行,钦差和地方官员会奏报查抄经过,并出示详细无遗的财产清单以及处置结果。钦差在抄没时颇有掘地三尺的“决心”,毕竟这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差事:在空间上,《吏部处分例·亏空分赔》规定,一旦出现府库亏空,就要将本犯拟罪监追,勒限完补;在勒限期间,要先将其家产查封,如期不能够赔补足额,再查封其家族、宗族财产;在时间上,比如前述的杨景素案,即便是在杨死后查抄了20余万两家产,但在乾隆看来,“杨景素久历外任,贪黩营私,其原籍赀财,必不止仅有此数”,直到三四年后,朝廷还要继续清查其家族财产,并令其子承修河堤城垣工程。这颇能说明清代皇帝希图利用抄没来弥补国库亏损的用意。当然,抄没是否严厉全凭皇帝决断,例如在抄没和珅之时,大臣萨彬图奏称已经抄没的财产不足和珅家产十分之一,请求深挖严追,但遭到了皇帝的严厉批评。

实际上,终雍正一朝,这样的官场风暴几乎一天都未停止过,且惩处越来越严厉。到了雍正十年,直隶总督李卫说,全省府厅州县官员,在任三年以上的屈指可数,原因之一就是被撤职的人太多了。

抄没之所以可以获得大量钱财,取决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公私不分,家财与私财难别。传统的家长权让官员的个人财产完全等同于家庭财产,故而一切与官员有关的财产都会纳入抄没的范围,仅在皇恩浩荡之际,才会酌情给家眷保留一些生活之财。二是传统理财方式保守。当时的官员处理贪腐所得无外乎是用复壁、夹墙、密窖把金银收藏起来,或购买土地房产以收取租金,或放高利贷以收取利息,或开当铺钱店以获盈利。仅有少数人敢于投资杂货铺、布铺之类的服务业。这些十分保守的理财方式降低了抄没的难度,且方便即刻抄没大量的财物,无怪乎抄没成为清帝十分青睐的惩贪之法。

面对非议,雍正帝不为所动。他说,这不过是“贪赃犯法之徒,畏惧抄没参劾,是以造作此语传播远近,希冀因流言而停止”。

抄没的性质及内容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康熙皇帝也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经惩办了一批贪官,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廉官,作为各级官员的榜样。但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的廉洁典型也并不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

抄没兼具财产刑和身份刑的双重性质,除了没收财产外,还对罪犯本人、家庭甚至家族施予罚俸、降级、革职,重者流放、发配、处死等,体现了“重连带”的特点。同时,所有抄没事项均由皇帝终决,是上裁独有的惩戒形式。抄没的依据无外乎律、例、则例、事例、章程、成案等。清律在“给没赃物”“隐瞒入官财产”“谋反大逆”等条中均有抄没之规定。例如“给没赃物”条规定凡贪赃枉法、私藏违禁物品、恐吓和诈欺取财、科敛和求索等,皆要将赃物及违禁物品籍没入官;谋反、叛逆者不仅籍没财产,还要家口缘坐。此外,《吏部处分则例》《督捕则例》《理藩院则例》等则例都有与籍没财产人口相关的规定。抄没适用的对象一般分为五类:一是有权势的大臣;二是违反法纪的官员;三是文字狱;四是亏空钱粮、反抗朝廷的团伙;五是手段残忍的杀人犯。第一、三、四类人明显威胁到了皇权,皇帝很容易利用抄没来打击权臣。以年羹尧案为例,其犯有大逆、欺罔、贪渎等92款重罪。仅贪污论,有贪黩之罪18款、侵蚀之罪15款,计33款之多,是典型的经济犯罪,雍正抄没其家,很难说没有斩草除根的政治用意,这无疑导致了抄没案件的不确定性。抄没往往有严惩、减等、从宽三等,“王在法外”,皇帝在决定抄没时完全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裁量。如果皇帝与贪墨者交情颇深,很可能法外开恩,不抄其家;或是倾向于从宽处理。例如,康熙在抄没鳌拜家产后,念其功高年迈,且没有篡位弑君的迹象,就将其永远囚禁而免于一死,鳌拜的党羽则或死或革。又如,乾隆在抄没原直隶总督杨景素家时特地批示道:“著加恩将伊家产内酌量拨给三四万两俾资养赡,其余分别估变解京。”如果是严惩,不但要抄掉全部财产,而且籍没直系亲属。皇帝在谕旨中往往会写明:“妻子俱充发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或“妻子俱籍没入辛者库”。所谓“辛者库”,是由内务府管辖的专门监管奴隶的机构,被监管的人多为犯有重罪的宗室贵胄或达官显宦及其家属。一经入库,便沦为比一般包衣门下更为低贱的奴才身份。如果是减等,则查抄全部财产但不籍没人口,谕旨有时也会注明:“妻子免入辛者库。”例如与《红楼梦》有关的曹李两家子弟,就幸免了入辛者库为奴的厄运。抄没之案往往错综复杂,以帝意为准,可能完全成为一种政治打击手段,其首要目的并非追求打击犯罪的公正廉明,而是需要借此彰显皇权的威慑与恩泽。正所谓雨露雷霆,恩威并济,一切都在皇帝掌控之中。

回望历史,在清代雍正一朝,反腐工作开展得惊心动魄,尤其是查及子孙,穷追猛打,搞得贪官胆寒心惊,有效地遏制住了反腐之风,“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之说,熠熠闪光,彪炳史册。

综上,清代皇帝对待抄没的态度便是:抄家的罪名可以随意设定,但抄家的财物不能有“漏网之鱼”。比如,乾隆时代抄没谕旨常有的表述即是:“如有丝毫隐匿寄顿,惟该抚是问”,唯恐抄没不够彻底。这显示出清代在对待贪腐案件上具有“重财轻刑”的倾向,颇合传统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和逻辑。然而,正是所谓的“重财轻刑”之偏好,才使得抄没带来的“经济效益”在顺治、雍正和乾隆时期尤为可观,但反腐效果却是不尽如人意,鲜有文献档案表明清代抄没案件增多而令腐败现象减少。即便如此,抄没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符合皇权独大的政治需求,以及作为维持官场生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皇帝进行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确保皇权稳固的重要政治手段,因此它一直沿用,至清末修律才被废除。

糖果派对网站网址,主管钱粮的户部被列为清查重点,结果很快查出户部历年实际亏空白银250万两。在清查中央各部的同时,雍正也责令各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对钱粮的清理,要求上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将军,下至道、府、州、县正印官及参将、游击等武职官员,不分满汉,一律清查,徇私之官与贪者同罪。

抄没反腐的古今之别与应对

雍正元年正月初一,继位不过40天的皇帝并没有放假休息,而是一口气下了11道诏书,申明官僚职掌及为官之道,历数官场积弊和官吏肆意侵吞的严重罪行,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惩治官员犯罪,追补亏空,清查钱粮。

当下腐败官员被判处没收财产刑时,没收范围会限制为个人财产之内,这是保障人权的时代潮流使然。对于腐败案件,公众关注的焦点基本都集中在定罪量刑上,而非刑罚的实际执行,可谓“重刑轻财”,这与清代利用抄没反腐的“重财轻刑”大为不同。如今刑事判决书在写明“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后,并没有列明具体数字和执行期限,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立法对于没收的规定比较笼统,操作性不强,法院更多的是利用自由裁量权来确定没收的具体范围、对象等。二是在法院作出判决之时,就已查清所有应没收的财产,难度较大,如明确犯罪财产归属、查清隐匿或转移的财产等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成本。加之执行内容缺乏公开,执行结果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客观上造成了监督难。当然,清代的抄没亦有类似的弊病,由于事先未查清抄没财产的数额,致使官员从中私自转移、偷换抄没财产现象时有发生。例如,乾隆在抄没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家产之时,对其所藏的米芾字帖非常期待,也正因如此,他才发现了抽换抄家物品的事实。

“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日本史学研究者佐伯治如是评价雍正。后世评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也许这种说法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朕即国家”,清代的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存在“家国不分”的状况。且在抄没财产的分配上,作为皇帝个人“腰包”的内务府明显比国家财政之枢的户部占得先机。因为官员贪腐如同是在与皇帝“争利”,贪污国家财产等同于偷盗皇帝私产。一旦触动了皇帝私利,皇帝只能竭尽所能利用抄没寻求补偿。例如乾隆最初适用抄没来惩治贪腐,然而,抄没所得竟不足以弥补官员亏空朝廷银两的损失。于是,乾隆通过一系列官员罚俸的制度,要求官员缴交赎罪、分赔、议罪银两,让贪腐官员及其父兄子侄赔补国库亏空。可见,反腐与敛财都是抄没的目的。

晚年的康熙已是心力不济,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此论一出,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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